兽面纹铜罍
商周时期传世和发掘出土的青铜罍可达200余件，时间涵盖商代早期至战国晚期。虽然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这段时间内发现的罍的数量极少，似曾消失，但到春秋晚期开始罍却再度出现。下面列举一些传世或出土的商周各个时期的青铜罍，希望能通过简单的比较研究，梳理一下青铜罍的发展脉络。
1980年陕西城固县龙头镇出土了一件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青铜罍[5]（图三）。该器“口微侈，方唇，颈较高直，肩微耸。腹微鼓，圈足较高，三合范。肩部饰一周夔纹，共九夔，首尾想向。腹部饰三组由双夔组成的饕餮纹，夔纹两边各有一小夔。该组纹饰上下界各饰一周连珠纹。主体纹饰线条较粗，纹路深峻，有厚重之感。圈足上部饰三道凸弦纹，有三个镂空，下部有箍棱。制作精整，花纹瑰丽。通高37.8厘米，口径23.0厘米，腹径30.6厘米，腹深30.9厘米，圈足径17.3厘米。重10178克，容积约15350毫升”。
图三 陕西城固县龙头镇出土的青铜罍
1971年在山西长子县北郊出土一件殷墟一期的青铜罍[6]（图四）。该器“侈口，圈足，鼓腹，肩较平，圈足有三孔，口唇稍残，腹饰饕餮纹，颈部偏下饰夔纹，偏上有三弦纹。通高26、口径18、腹径23、圈足径14厘米”。
图四 山西长子县北郊出土的青铜罍
1977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发掘的一座殷墟二期的墓葬M18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罍[7]图五）。该器“小口，颈较高，圆肩，腹较高，向下内收，平底略凹。颈饰凸弦纹二周，肩部有对称的羊头半环形耳，腹下部一面也有一羊头半环形儿。羊头方目卷角。高33、口径11.6、底径12、壁厚0.7厘米。重12.7公斤”。
图五 河南安阳小屯村北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罍
1984年在河南安阳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葬中出土一件殷墟三期的青铜罍[8]（图六）。该器“侈口，方唇，束颈，广肩，腹下收，圈足，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半环形儿，两耳间腹下部一侧也有一个半环形耳。颈饰凸弦纹两条，肩部两侧饰凸圆泡六个，每侧三个，泡面饰圆涡纹。腹上部饰宽带凹弦纹一周。三耳上同饰牛面纹。口沿内侧铸一铭文‘爰’字，阴文。高38.6、口径16.9、底径16.6厘米。重7.45公斤”。
图六 河南安阳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葬出土的青铜罍
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窖藏坑出土一件商末周初的青铜罍[9]（图七）。该器“通高44.5、口径16.5、盖高12、盖口径12厘米。盘形口，圆肩，高圈足，通体花纹，两面四分，上下四层。每面上腹饰对向迥尾夔凤纹，突目，利爪，尖齿。下腹饰兽面纹，近底及圈足饰夔纹，雷纹衬地。耳鼻作兽首状，耳衔圆体圆环，两耳兽首顶端耳面饰夔纹。覆盆式盖，通体作盘龙状，前足蹲踞，爪形足，四趾，盖面及周沿以三长尾夔纹盘绕，中心一蝉纹，龙身腹底对应于盘面中心也饰一阴线简化蝉纹”。
图七 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窖藏坑出土的青铜罍
1973年在陕西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出土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罍[10]（图八）。该器“通高46、口径23、腹深38.5厘米，重18公斤。圈足，腹下收，折肩，肩附双兽衔环耳，平沿外折。口沿下饰窃曲纹，肩饰变体窃曲纹间以涡纹，腹部饰蕉叶蝉纹。口沿内壁铸铭文8行，重2文，其铭为：对乍文考日癸宝尊罍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眉寿敬冬。”
图八 陕西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出土的青铜罍
1936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中出土造型、纹饰近同的两件春秋晚期的青铜罍[11]（图九）。“Z甲—17：1、发掘号131，宽沿外撇，敞口，微束径，圆肩，两卷尾回首状兽耳，大鼓腹，平底，圈足。耳满饰首纹，下足部内套一活环，两耳间铸寿形扉棱一对，肩至腹部满饰由绹素纹组成的长方格，内填细密羽纹，且装饰有规律小圆环若干。通高30.5厘米，口径21厘米。”
图九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中出土的两件青铜罍
1979年在江苏丹徒谏壁粮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罍[12]（图十）。该器“平沿外折，短颈，鼓腹，平底下三个短蹄足，肩部有一对回首兽形双耳，下套葫芦形环，肩部及近底饰三角纹，腹部满饰络绳纹，内填纤细的蟠嫡纹。通高39.3厘米”。
图十 江苏丹徒谏壁粮山出土的一件青铜罍
1954年山东省峄县文化馆收集了两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罍[13]（图十一）。造型、纹饰近同。高28.5厘米，口径21.3厘米，腹径36厘米。侈口，沿外翻，束颈，斜肩，肩两侧对称分布两兽首衔环耳，环耳内套扁圆环，腹下收，小平底。肩部饰窄窃曲纹带四周，腹部上侧饰蟠虺纹带一周，下接垂叶纹。口沿一周铸铭文29字：“惟正月初吉 丁亥 不白夏子自乍尊罍 用蕲眉寿无疆 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图十一 山东省峄县文化馆收集两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罍
1995年在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出土了一件殷墟二期的青铜方罍[14]（图十二）。该器“长方形直口，弧形肩，下腹内收，平底略内凹。肩部短边两面有对称的牛头半圆形耳，长边一面下腹部也有一同样的耳。口外侧饰夔龙纹，肩部饰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凸起圆涡纹四个及兽头二个，肩下饰夔龙纹一周，腹饰大三角夔龙纹。口长15.1、宽12.5、高38.6厘米”。
图十二 河南安阳郭家庄26号墓出土的青铜方罍
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罍[15]（图十三）。该器“通高38厘米、腹深33厘米。圆肩，直颈，圈足，两耳兽首衔环，在一面腹下部有一兽首长舌兽首，领肩与圈足饰弦纹。领内有铭文三行八字：陵乍父日乙宝罍 单”。
图十三 陕西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坑出土的青铜罍
1963年在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M6中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方罍[16]（图十四）。该器“器体高瘦，盖及盖钮为单脊四坡屋顶状；身方形，直口，圆肩，深腹，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的套环兽头环钮，正背面有浮雕兽头；下腹正背面有兽头半环钮，身盖四角和每面正中有扉棱。盖钮饰云雷饕餮纹，下腹饰三角形夔纹，其余盖坡、颈肩、上腹和圈足均饰夔形纹，夔纹或曲身或岐身，全部均以云雷纹铺地，上下分为三层，十分精美。盖内和颈部内壁铸有铭文‘母 ’二字。口长宽13.8×13厘米、肩部长宽33×29厘米、圈足长宽12.3×13厘米、通高50.3厘米”。
图十四 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M6中出土的青铜方罍
从传世和出土的商周各个时期的青铜罍资料来看，它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折肩无耳罍的流行时期。折肩无耳罍发现的数量较少，流行时间也不是很长。二里岗上层时期，在河南郑州出土了商周时期最早的青铜罍——折肩无耳罍。从殷墟一期开始，折肩无耳罍出土地点由郑州转移到了当时的商都城所在地安阳。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的罍具有无盖、侈口、窄口沿、折肩、无耳、高圈足且带有镂空的特点。殷墟一期之后，折肩无耳罍退出了中原的历史舞台，转而兴盛于长江流域；第二阶段，高体圆罍和方罍的流行时期。这一时期是商周青铜罍的主要发展阶段，高大的器型和精美的纹饰在青铜罍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出土地点广泛分布于当时商周两代的各个地域。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周边地带，各地出土的青铜罍都表现出有盖或者无盖、小口、圆肩、双耳、腹下收、下腹部多数带有鼻钮、圈足逐渐增高和圈足上镂孔消失等器形规整、形制统一、演变有序的特点。这可能和商周王室强大的控制能力有关系。圆体青铜罍和方罍从商代晚期几乎同时出现，方罍到西周早期以后逐渐消失，而高体圆罍则到西周中期以后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眼；第三阶段，宽体圆罍的流行时期。宽体圆罍是在高体圆罍和方罍逐渐消亡之后，经过了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这一段无罍的时间突然以新的形态再度出现的。然而，它却昙花一现，到战国早期以后就很快消失了。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目前仅有征集的一件工师文罍。目前发现的宽体圆罍的数量较少，流行时间也不是很长。因各地诸侯势力强大，周室对诸侯控制能力的减弱或丧失，使得诸侯国有条件铸造符合自身审美需求的青铜器，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青铜罍呈现出造型各异，无序可循特点。但这一时期的青铜罍在形体上基本都有体宽大于体高这一与前两个阶段体高大于体宽明显不同的特点，双耳或者四耳，圈足或有或无，鼻钮消失。在周王室礼制影响较强的中心地区，不同地点出土的青铜罍明显具有较为一致的形体特征，如长治风水岭出土的罍和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的罍。它们也是第三阶段宽体圆罍中的精品。
在商周各类青铜器中，延续时间最长的莫过于鼎和鬲。但从青铜罍出现和消亡的时间来看，它几乎可以与这两类器物并驾齐驱，也足以与其相媲美。至于其能长时间流行的原因，也许其功用的改变可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即罍是以酒器的初始功能出现在商代的重酒组合礼器之中的。随着商朝的颠覆和周王室礼仪制度的确立及禁酒制度的行使，使重酒组合中的酒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重食组合成了墓葬随葬礼制的重心。罍在此时可能摒弃了先前酒器的功用，转而行使水器的作用，不仅实行于墓葬重食组合礼仪之中，而且实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或许就是青铜罍能在商朝灭亡之后还能继续长时间流行，直到战国晚期的重要原因。出土有青铜罍的墓葬资料显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这一罍的发展高峰期时段，青铜罍绝大多数是殷人或殷人的后裔在使用，几乎看不到姬姓周人使用青铜罍的现象。在现今可以确定为西周时期姬姓诸侯国的墓葬中没有青铜罍出土，如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等。但也有例外，如北京琉璃河燕侯墓M1193就出土有罍。这可能和当时的燕国地理位置距中央统治中心较为偏远的缘故。第二阶段时期的罍为殷人或殷人后裔所用这一现象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罍在第三阶段再度出现时，形体上的由高变宽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达到展现罍的功用从酒器向水器的变化。这也较为符合文献记载的东周时期罍的功用[17]。